《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藍皮書(2010-2011)》

www.jwyijg.icu | 作者: 曲星 | 時間: 2011-05-13 | 責編: 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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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的基本特點

2010年,國際形勢變化錯綜復雜,各種戰略力量加快互動,彼此利益交織更為緊密,世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發展。世界經濟在失衡中緩慢復蘇,不確定因素增多。美國受多種內外難題困擾,不得不進行全球戰略調整。歐盟與歐元區遭遇主權債務危機牽制,被迫重新定位內外戰略,試圖“化危為機”。俄羅斯反思其傳統發展模式弊端,出臺“現代化戰略”,外交為經濟現代化服務力度加大。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革深入推進,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權和發言權增大。國際安全形勢更加嚴峻,傳統與非傳統領域挑戰棘手。中國外交活躍主動,在國際經濟復蘇、全球綜合治理、地區形勢穩定等方面發揮了舉世公認的獨特作用。

一、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有利于新興國家的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

2010年,新興國家繼續保持群體性崛起勢頭,成為改變國際力量對比的主要動因。主要表現在:第一,新興國家在全球GDP和貿易中的比重明顯上升,發達國家的比重下降。例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公布的數據 ,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相比,“金磚國家”2009年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由13%升至16.7%,接近世界的1/6,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由29%升至34.5%。其中,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和第二大商品進口國。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則由65%降至53.8%。其中,美國GDP從占全球25%降至20.4%。2010年,如上經濟力量對比趨勢更為明顯。從中長期展望,一批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將繼續保持梯次跟進態勢。

第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大國在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中的地位顯著加強。20國集團峰會正處于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經濟治理機制的轉型之中,作用和影響得到各方重視。 在20國集團中,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大國占了10個,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墨西哥、阿根廷、沙特、土耳其和印尼,它們的訴求直接影響20國集團歷次峰會的結果。在2010年11月舉行的20國集團首爾峰會上,發展中大國和發達國家求同存異,達成四項重要成果,包括加強20國集團作用,攜手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和平衡增長;繼續深化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將發展問題作為20國集團峰會的長期議題,為縮小南北差距、緩解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創造條件;確立了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新步驟。

第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大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改革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提升。2010年11月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宣布,IMF改革將在2012年10月之前完成。屆時,IMF將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超過6%的投票權。其中,中國的投票權將從3.65%升至6.07%,排名從第六躍居第三,影響力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同時,印度、巴西、俄羅斯、土耳其等國的投票權也有不同提高。2010年4月25日,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春季會議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中國的投票權從2.77% 提高到4.42%,成為第三大股東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在本次改革中,發達國家共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3.13%的投票權,使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從44.06% 提高到47.19%;通過了國際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權以及2億美元規模的特別增資方案,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公司整體的投票權從33.41%上升到39.48%。

二、世界經濟步入緩慢復蘇軌道,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進一步顯現

世界經濟運行的主要特點包括:(一)復蘇過程緩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約4. 8%,僅比2009年高約0. 5%。(二)不平衡。新興發展中經濟體成為拉動復蘇的主力。中國、印度、巴西、東盟復蘇較快,美歐日復蘇幅度較小。中國、印度、巴西的增長率分別為10. 5%、9. 7%和7. 5%,發達經濟體平均增幅為2. 7%。(三)缺乏后勁,風險猶存。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繼續蔓延。繼冰島債務危機后,希臘、愛爾蘭緊隨其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顯露端倪。在歐洲理事會推動下,歐洲央行匆忙“救火”,僅為希臘一國就籌資8600億歐元,傷了元氣,造成歐盟經濟行為能力萎縮。全球主要經濟體(尤其是美歐日)在“退市”問題上分歧明顯,步調不一,騎虎難下,早退或晚退都有隱患。(四)保護主義肆虐,貿易戰、匯率戰交織。在發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和發展中國家內部同時爆發,這與以往迥異。

面對困局與壓力,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加強戰略謀劃。歐美經濟學界圍繞是否要“再工業化”展開辯論。美國出臺“國家創新戰略”。奧巴馬在20國集團首爾峰會上發出世界經濟“再平衡”呼吁,實質是要求其它經濟體照顧美國利益,為美實施“國家創新戰略”營造適宜的世界經濟環境。歐盟和日本分別制定“2050規劃”和“2015規劃”,重點是以低碳環保技術催生“綠色經濟時代”。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發展中國家積極擴大內需,啟動產業結構調整,加快增長方式轉變。

三、美國調整全球戰略,強化對亞太介入,東北亞局勢更加復雜

美國全球攤子鋪得過大,明顯力不從心,不得不進行戰略調整。2010年8月,美國從伊拉克撤出戰斗部隊,并重申從阿富汗撤軍時間表,以強化對亞太的介入。美利用“天安艦”、“釣魚島”等事件鞏固美韓、美日同盟。“天安艦事件”導致韓國推遲收回韓軍“戰時指揮權”。美利用“普天間機場問題”挫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拉開與美國距離的企圖;利用釣魚島海域“撞船事件”和俄羅斯總統登上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使日本感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美利用11月發生的“韓朝炮擊事件”,使韓國進一步感到了韓美同盟的不可或缺。

美國加大在南海諸島等問題上的介入力度,利用一切機會挑撥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以“亞太常駐大國”身份擠進東亞峰會,強調要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與東盟舉行第二次“10+美”領導人會晤,把“海上安全”塞進會后聲明;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TPP)計劃向東亞擴展,考慮優先將越南、馬來西亞、韓國、日本納入其中,有架空或弱化亞太經合組織的政策趨勢。

在美國主導下,北約確立了“新戰略概念”,擴大了“安全威脅”的范疇。這也是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北約重申其組織的“地區性”,但也強調安全挑戰的“全球性”;重申無意挑戰聯合國在國際安全事務上的主導地位,但也強調北約與聯合國在安全事務上的互補性;在確認未出現冷戰時期“急迫和大規模”安全威脅的同時,也將應對網絡攻擊、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帶來的安全問題作為新的安全使命;在確認“新興力量”均以“和平崛起”為目標的同時,也對各地區熱點或潛在沖突表示“嚴重關切”,特別是對阿富汗和東北亞局勢的關注。這些調整,為北約“走出防區、超越傳統”,在世界各地就各類非傳統安全問題采取行動進行了法律鋪墊。

四、俄羅斯全方位外交活躍,與美歐關系明顯改善

國際金融危機對俄羅斯經濟產生了巨大沖擊,使俄意識到資源出口型經濟的弊端,決定盡快實現從資源型向創新型經濟的轉變。為此,俄政府進一步明確外交為經濟現代化服務的指導思想,提出要同德、法、意、歐、美結成“特殊的現代化聯盟”。

俄羅斯同西方關系全面回暖,自2008年俄格危機后俄與歐美關系的僵冷狀態似已結束。2010年6月,俄歐峰會宣布啟動俄總統梅德韋杰夫提出的“現代化伙伴關系倡議”,加強經濟合作。俄美簽署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新條約,俄完成了與美國的入世談判,俄在制裁伊朗問題上調整政策,受到美歐贊許。在北約里斯本峰會上,梅德韋杰夫積極回應北約提出的與俄共建歐洲導彈防御系統的建議,同意在阿富汗問題上加大與北約合作的力度,向北約提供轉運阿富汗駐軍物資的便利,并承諾向阿富汗提供直升機及人員培訓等。

同時,俄羅斯提升了亞太地區在俄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梅德韋杰夫在俄駐外使節會議講話中前所未有地把亞太地區置于獨聯體之前,從排序第三位提升至第二位。俄進一步鞏固了與中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中俄全方位合作向縱深發展。俄同美國一道進入東亞峰會;與印度舉行聯合反恐軍演;與越南簽訂超過40億歐元的核協議,準備以租賃形式重返金蘭灣;俄總統首次登上南千島群島,既向日本顯示決心,也為開發這些島嶼作鋪墊。

五、國際安全形勢更加嚴峻,傳統與非傳統領域挑戰同時上升。主要表現在:

其一,核擴散風險猶存。朝鮮、伊朗在核計劃問題上拒絕向美國妥協,刺激其它“敏感國家”萌發開發核技術的沖動。“韓朝炮擊事件”和2010年末西亞北非出現動蕩苗頭后,朝鮮、伊朗推進核計劃的立場更加堅定,對美國的態度更為強硬。當敘利亞、利比亞等國看到美國毫無良策來遏制朝鮮、伊朗的核計劃時,它們的“核合作期待”便有所抬頭。敘、利兩國領導人均認為,他們對阿拉伯世界的振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包括推動阿拉伯民族掌握并利用核技術。由于伊朗不承認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被以色列抓住口實,以色列順勢將核武器視為自保的“最后手段”。美印(度)、美越核合作助推了印越兩國宏大的地區構思。在西亞北非動蕩浪潮爆發前,埃及、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土耳其等加緊制定“和平利用核能計劃”,引起伊朗、以色列“質疑”。

其二,世界雖遭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但各國常規軍備大幅增長。印度、越南、朝鮮、伊朗、印尼等國軍費大增,新加坡、沙特、阿聯酋、敘利亞、科威特、埃及、土耳其等大量采購武器。2010年,僅沙特和阿聯酋兩國的武器裝備采購額就超過1000億美元。

其三,熱點一個也未消除,繼續影響地區穩定并牽動大國關系。“天安艦”和韓朝炮擊事件造成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局勢驟然緊張,美韓日對朝政策更趨強硬。美作戰部隊從伊拉克撤出后,伊安全局勢惡化,政府在大選6個月后才勉強組建。阿富汗實現國內和解無望,恐暴活動頻繁,卡爾扎伊政權無力控局。巴基斯坦水災加劇了國內動亂的社會基礎,“巴基斯坦塔利班”進入擴張期。巴以直談因定居點問題擱淺,影響中東穩定。大國圍繞如上熱點繼續博弈。西亞北非動蕩風潮出現后,熱點問題的解決愈加無望。

其四,“三股勢力”活動猖獗。“基地”組織利用巴基斯坦水災、阿富汗政府失信于民、美從伊撤軍、巴以和談受阻等事件,在南亞、中亞、中東、北非推進“本土化”戰略,使一批國家的安全形勢惡化。因部分阿拉伯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不力,民生和社會公正問題缺陷擴大,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進一步擴展了社會基礎,并在2011年爆發的中東北非動蕩亂局中推波助瀾。庫工黨、“東突”組織、車臣武裝團伙等分離主義勢力多方獲取外援,以恐暴手段謀求“獨立”的活動呈現回潮。例如,北高加索地區的分離主義勢力在達吉斯坦和莫斯科等地制造了規模不等的恐怖事件。中亞費爾甘納谷地重新成為“三股勢力”的沃土。索馬里海盜與國際護航編隊的周旋能力提升,劫持貨輪和油輪多艘。

六、中國“峰會外交”和“世博外交”成效明顯,復雜局面應對妥當。

面對復雜且深刻變化的國際形勢,中國外交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迎難而上,開拓進取,成果豐碩,主要體現在:

第一,充分發揮首腦外交的統領作用,加速走向世界舞臺的顯著位置,積極參與和引導國際體系變革。胡錦濤主席出席了全球核安全峰會、“金磚四國”領導人第2次正式會議、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10次會議、20國集團領導人第4和第5次峰會、亞太經合組織第18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重要國際會議,中國主張的發展問題首次成為20國集團峰會主題并獲得共識,中國成功阻擊美國在匯率、經常帳目不平衡量化指標等問題上的涉華企圖。在亞太經合 橫濱會議上,中國提出的世界經濟應“平衡、包容、創新、可持續和安全地復蘇”的原則寫進了會議最后文件。中國在坎昆氣候變化大會上旗幟鮮明地維護“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引起全球關注。胡錦濤主席還先后出訪巴西、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加拿大、法國、葡萄牙等國,闡述了中國在事關和平、發展、穩定、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政策主張,達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識,推動了中國同上述國家間的友好合作關系,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彰顯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溫家寶總理先后出席第3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和第65屆聯大一般性辯論等重要國際會議,先后出訪韓國、日本、蒙古、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取得一系列重要外交成果。

第二,世博外交和亞運外交取得成功,使中國全方位外交布局進一步完善,外交工作的方式與方法得以豐富。上海世博會是首屆世博會舉辦一百多年來首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共有2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展,101批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代表團為本國館日揭幕并參觀其它展館。上海世博會為中國創建了一個宏大的外交舞臺,首腦外交、經濟外交、公共外交、人文外交、地方外事在這個舞臺上協調并進,豐富多彩,并實現了各國游客與中國百姓的直接交流,讓全世界看到了一個充滿活力、改革開放和真實的中國。上海世博會同時也印證了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并構成世界大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需要中國的發展和繁榮。廣州亞運會同樣在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取得成功,既促進了亞洲體育事業的發展,也增進了亞洲各國運動員與中國人民的友誼。

第三,平穩推進了與主要大國之間關系的全面發展。在中美關系方面,2010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達賴,批準美國防部啟動總額近64億美元的新一輪對臺軍售,包括“黑鷹”攻擊直升機和“愛國者—3”反導系統等,對中美關系造成嚴重負面影響。 繼而,美國又針對所謂中國把“南海納入核心利益范圍”的相關報道作出無理反應,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華施壓,在20國集團首爾峰會上拋出針對中國的“經常賬戶不平衡量化指標”,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對于美方上述干擾兩國關系大局的行徑,中國政府均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中美關系在美國重申中美關系基本政治原則的基礎上得以轉圜。2010年,胡錦濤主席同奧巴馬總統3次會晤,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得積極成果,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推進。中美還就朝鮮半島局勢、伊朗核計劃、全球經濟治理、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保持了溝通與協調。中美關系的轉圜為胡主席2011年新年伊始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鋪平了道路。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進一步深化。胡錦濤主席同梅德韋杰夫總統6次會晤,溫家寶總理訪俄并舉行中俄總理第15次定期會晤。兩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進一步加強。中俄原油管道順利竣工并投入運營,經貿、科技、人文等領域合作邁上新臺階,兩國人民友好感情不斷深化。

中歐關系在磨合中深入,在歐盟和成員國兩個層面上穩步推進。胡錦濤主席、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張德江副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先后成功訪問法國、葡萄牙、瑞士、塞爾維亞、希臘、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等歐洲國家,中歐舉行第13次領導人會晤。24位歐洲政要訪華,包括德國總統和總理,法國、意大利、奧地利總統,英國首相和外交大臣,歐盟委員會主席等。中歐經貿合作穩步增長,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內涵不斷充實。

第四,不斷深化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與合作關系。縱觀2010年,相互尊重、睦鄰友好、求同存異、和諧相處,依然是亞洲國家關系的基本特征。排除各種干擾,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仍然是絕大多數亞洲國家的政策取向。在此大背景下,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繼續保持了總體穩定、互利共贏的大方向。中國同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實現了高層互訪和交流,中國主要國家領導人出席多個重要地區多邊會議,這些高層交往與外長互訪超過130起。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成為目前發展中國家之間最大的自貿區,使雙方資金、資源、技術和人才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效率顯著提高,為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雙方貿易額達2927.8億美元,同比增長37.5%,創歷史新高。

中國同亞洲國家的財金合作日益深化。例如,中國與新加坡簽訂價值1500億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中國與亞洲國家簽訂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額已達5100億人民幣。中國與越南、緬甸等國簽訂自主選擇的雙邊貨幣結算協議。清邁倡議多邊化進程和亞洲債券市場建設取得重大突破,正式建成1200億美元的區域外匯儲備庫和7億美元的區域信用擔保和投資基金。

中日韓合作繼續穩步發展。三國領導人先后在韓國和越南舉行會議,共同規劃了未來10年三國合作,一致認為要從戰略視角審視和把握三國合作關系,不斷提高三國伙伴關系水平。三國間貿易量大幅增長,已超過國際金融危機前同期水平。三國自貿區官產學聯合研究順利推進。三國在運輸物流、科技、標準化、環保等領域的合作不斷拓展。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人文交流活躍,規模不斷擴大,領域不斷拓寬,內容更加豐富。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援助繼續增加。巴基斯坦遭受特大洪災,中國向巴基斯坦提供2.47億美元救災援助。印尼發生地震海嘯和火山爆發、泰國發生全國性水災、柬埔寨發生嚴重踩踏事件后,中國均提供了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中國還向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老撾等欠發達國家提供優惠貸款,積極參與巴基斯坦災后重建和阿富汗、斯里蘭卡的戰后重建。中國致力于同周邊國家開展真誠合作,推動公路、鐵路、航道、港口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不斷加深利益交融。

第五,妥善應對和處理了東北亞緊張局勢,發揮了負責任大國的重要作用。2010年3月,朝韓爭議海域發生“天安艦事件”。美韓竭力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反映單方面關切的決議,半島對峙成升級之勢。形勢高度復雜敏感,地區和平與安全面臨嚴重威脅。在此關鍵時刻,在韓朝雙方各執一詞,國際社會對事件成因也有不同認識的背景下,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積極斡旋,促成安理會通過了反映朝韓雙方關切的《主席聲明》,使事件得以“軟著陸”。11月,朝韓之間在延坪島爭議海域發生了相互炮擊事件,美國出動航母作戰群與韓國在敏感海域舉行大規模軍演,再次造成局勢惡化。中國繼續進行和平努力,通過頻繁外交穿梭力促緩和。12月6日,胡錦濤主席應約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強調“要緩和、不要緊張,要對話、不要對抗,要和平、不要戰爭”。中國同時與六方會談框架內的其它各方保持密切溝通與協調,積極勸和促談,主張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是處理半島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由于中國的立場和政策兼顧了各方利益,陸續被各方接受,把已經走到戰爭邊緣的半島局勢重新拉回談判桌。

展望2011年,國際形勢中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仍然很多。中國外交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繼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為實現“十二五規劃”營造良好的國際和周邊環境。

為幫助公眾全面認識國際形勢并深刻理解中國外交政策,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集中精華調研力量,編輯《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藍皮書(2010-2011)》,并以中英兩種文字出版。在本書策劃、征稿、審稿、編輯等各個環節中,劉友法副所長、董漫遠主任、王友明副研究員、蘇曉暉助理研究員付出了辛勤勞動,時事出版社為本書及時面世做出了貢獻,本書所有撰稿人按時交稿,有關專家嚴格把關,廣大讀者和有關人士對本所歷年《藍皮書》給予好評和支持幫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謝。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曲星

2011年3月于北京臺基廠頭條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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