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迫式交易:特朗普政府對歐政策分析

《解碼特朗普外交》 | 作者: 崔洪建 | 時間: 2019-01-24 | 責編: 龔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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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歐是擁有“共同價值觀”、巨大的相互貿易、投資利益以及共同安全架構的盟友,是冷戰時期傳統西方陣營的核心部分,“跨大西洋政策”也是二戰后美國歷屆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在“美國第一”的政策宣示和行為下,美國對歐洲政策出現巨大變化,特朗普正使用其壓迫型、交易型和混合型的外交手段,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重新修正傳統的美歐盟友關系。


一、特朗普政府對歐政策的主要表現及特點

       (一)政治反對:從美國大選前至今,特朗普不斷對歐洲政治和政策進行負面評價,不僅其“不看好”歐盟和歐洲一體化前景、“支持”英國脫歐、指責德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來源于其“操縱歐元”,還直接表達對歐洲領導人的臧否好惡。尤其是他針對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等個人的批評,在奧巴馬公開將后者稱為“西方價值觀的最后守護者”后,被賦予了西方政治中民粹與精英、反建制與建制派之間斗爭的色彩。此外,特朗普不斷向普京示好并與英國脫歐派政黨領導人過從甚密、美國駐歐大使表態支持歐洲民粹運動、班農在歐洲糾集極右翼勢力挑戰主流政黨等行為,都加劇了歐洲主流政治對特朗普的反感。

       (二)經貿施壓: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理念集中體現在其為減少美國貿易赤字不惜發動貿易戰,并將對美貿易順差額僅次于中國的歐盟作為主要打擊和施壓對象。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特朗普政府無視歐洲“對盟友區別對待”的要求,于2018年3月宣布對包括來自歐盟的進口鋼鋁產品加征關稅。在歐方實施報復措施后,特朗普又威脅要對進口汽車產品加征關稅,直接威脅到歐洲對美主要大宗商品出口以及在美的產業鏈布局。同時,在國內能源利益集團的游說下,特朗普一再施壓歐洲擴大對美國頁巖氣進口,為此公開反對德俄合作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經貿施壓被歐方視為美方利用單邊手段推行保護主義政策。

       (三)安全“訛詐”:早在上臺之前,特朗普就提出北約“過時論”,認為由美國“出錢出力”維護歐洲安全的做法已經過時,一再指責北約歐洲成員國承擔軍費開支過少,并在2017年5月的北約領導人峰會期間以不承諾履行第五條款集體防御權相要挾,引發歐洲國家的普遍不安和不滿。同時,特朗普不斷向普京示好,并對與歐盟中更倚重北約但與西歐大國矛盾上升的波蘭等國青睞有加,也使多數歐洲國家擔心其不能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并有“分化歐盟”的嫌疑。

       (四)多邊“拆臺”:特朗普執政后,美國政府先后退出了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伊核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人權理事會、美俄中導條約等國際協定和機構,還聲稱要退出世界貿易組織。這種“退群”行為不僅直接威脅到歐洲自身及其周邊安全,也對歐洲主導或積極參與的多邊機制造成損害,成為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中引發美歐關系變化的重要部分。


二、特朗普對歐政策的特點和邏輯

       特朗普政府對歐政策集中體現出其采取單邊施壓手段、尋求利益交換的交易型外交以及將政治攻擊、經貿施壓和安全訛詐等手段混合使用等特點。由于美歐盟友關系,這些外交手段對美歐關系造成的沖擊尤其劇烈。特朗普政府對歐政策變化的邏輯是:

        (一)政治上實行“去奧巴馬化”在對外政策領域的延伸。盡管歐洲對奧巴馬時期的美國對歐外交也諸多不滿,如執行“亞太再平衡戰略”而冷落歐洲、在烏克蘭危機中缺乏對歐洲的實質性支持、對歐洲政府和政要實施監聽曝光以及不斷要求北約歐洲盟國增加軍費,但奧巴馬自身所代表的“世界主義”和其在價值觀上與歐洲的相互呼應,都贏得了歐洲主流政治的好感。特朗普上臺前后在個人形象、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上反奧巴馬之道而行,在歐洲主流輿論和媒體中不斷遭到批評和諷刺,招致以反精英、反主流為政治標簽的特朗普的反感和還擊。“去奧巴馬化”摻雜著特朗普的個人情緒和政治傾向,將原本由“共同價值觀”所掩蓋的美歐分歧暴露并放大出來,成為決定其對歐政策的基本政治立場。

       (二)在經貿領域堅持美國利益優先的絕對獲利觀。歐美互為最大的貿易投資伙伴,擁有巨大的共同經濟利益。在此前的美歐關系中,尤其在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時期,共同利益的形成和發展遵循相對獲益的原則并為雙方所接受。在西方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潮流上升、要求對自由主義進行清算的背景下,特朗普的“美國第一”觀念尋求保持美國的絕對實力優勢,在經貿領域體現為尋求絕對獲利的政策動機。與美經貿共同利益巨大的歐洲被視為對美貿易順差巨大而需要被“整改”的對象,支撐美歐傳統盟友關系的相對獲利和共同獲益觀遭到修正或擯棄。

       (三)在盟友關系中重新明確主從秩序。經過長時期發展,美歐之間已經形成覆蓋政治、經貿和安全領域的共同體,在確保持續獲利的基礎上,歐洲在美歐盟友關系框架下也發展出在經貿和對外政策上的獨立性,并通過一體化上升為對美國的制約和競爭,比如歐元與美元的競爭以及歐盟集體談判能力在經貿領域的優勢等。特朗普政府采取單邊施壓方式處理對歐事務,熱衷于與單個國家而非歐盟打交道,利用“訛詐”迫使歐洲受制于其安全短板等行為,體現出其要在盟友關系中體現“美國第一”、重新明確主從秩序并保持對歐洲領導地位的考慮。


三、歐美政策互動及其影響

       (一)政治對壘和分化。面對特朗普的政治攻擊,歐洲方面出現不同反應:歐洲主要大國和歐盟領導人以西方主流政治代表自居,對特朗普進行反擊,將美歐分歧塑造成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保護主義與自由開放秩序之間的斗爭,并利用美歐分歧強調“歐洲自主性”建設的必要性,作為歐洲聯合自強、推進一體化的外部動力;一些中東歐國家和有民粹性質的政黨,則將來自特朗普的政治沖擊作為與美國拉近關系、維護自身利益并與歐盟機構和西歐大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只要特朗普政府保持其政治立場,美歐關系中的政治對壘和分化因素就將持續存在。

       (二)經貿抗爭和妥協。盡管在小布什執政時期歐美也曾在經貿領域出現矛盾上升并訴諸貿易戰的先例,但當時歐洲通過對美國議會和共和黨施加影響,迫使美方做出妥協。在面對特朗普的貿易戰手段時,歐洲想故伎重演卻未能奏效,被迫采取強硬姿態與伺機妥協相結合的應對:歐方先是強硬表態要采取報復措施,隨后又利用中美貿易戰加劇、美國需要在農產品和能源出口上解套的時機,尋求對美妥協與合作,通過進口美國大豆、承諾擴大頁巖氣進口以及重開美歐貿易談判、在世貿組織改革上呼應美國等利益交換,將美方單邊施壓方式導入雙邊談判節奏,避免了經貿領域的沖突加劇。對于歐方應對,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保持施壓狀態,另一方面也利用歐洲的妥協調整其全球策略,尤其是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三)外交安全的戰略自主與危機管控。針對特朗普政府對歐政策帶來的外交形勢不穩和安全感下降,歐洲采取了加速戰略自主性建設的長期應對和加強危機管控的短期措施相結合的手:,一方面通過與美俄中博弈拓展戰略空間,推進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建設,提高與美國討價還價的能力和話語權;另一方面通過妥協來避免美歐關系的全面緊張和升級,同時不放棄對美國國內施加影響,希望能在特朗普之后迎來美歐傳統盟友關系的“回歸”。

       特朗普政府的對歐政策變化以及美歐之間的政策互動,是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深刻變化的重要體現,對于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和經貿走勢、大國關系和西方陣營走向等都將產生深遠影響,也是判斷全球化和多極化進程的重要指標。盡管在特朗普對歐政策的影響下,美歐關系出現政治分化、經貿競爭和安全互信下降等變化,但歐洲對特朗普政策的局限性和“跨大西洋關系”的“韌性”仍有期待,對于大國競爭加劇前景的不安全感也限制了歐洲戰略選擇的空間。可以預見的是,在加強戰略和能力建設的同時能“熬過”美國政治的特朗普時期,成為了歐洲當前最為現實的選擇。

       (來源: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解碼特朗普外交》,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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